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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档案]2 汤用彤①(曾任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副校长)

                                                                            

 

认识汤用彤先生的名字,源于对黄冈历史和文化的挖掘与了解。先生祖籍黄梅而生于甘肃渭源,大概与我一般的中年以下许多人是不知道他的。然而我却十分地景仰先生的文品和人品,并十分地留意起他的诸多著作和关于对他的评论来,直到有一天又知道了先生的下一辈次子汤一介先生。那是在去年的六月,从新闻上得知一介先生与张艺谋、季羡林等五人被北京2008奥组委聘请为开闭幕式艺术顾问,我欣喜若狂,这可是我们黄冈籍的国学大师哦。当我们编写的《黄冈之旅》初稿完成需要作序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请一介先生劳心动笔。先生收到我的信十分感慨,说他只回过故乡一次,十分地想念故土和家乡的人们,但出于对黄冈的生疏,他谦虚地表示为我们当顾问,同时希望能有一位对黄冈熟悉的人为之作序,并对书中关于父亲一部分的编写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我们尊重一介先生的意见,对他的父亲汤用彤部分作了一些调整,也希望有朝一日能邀请先生回故乡走走看看。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通渭。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一位道德学问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汤用彤出世时,他正在甘肃通渭做知县。但不谙官场,时间很短。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丢官后,曾在兰州、北京等地设立教馆,教授学生。雨三公素喜汉易,亦喜吟诗诵词。平时最爱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汤用彤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雨三公非常惊异。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1年(宣统三年)盛夏,雨三公弟子二十多人及汤用彤。其兄汤用彬,在北京万生园(今动物园),为雨三公庆祝61岁寿辰。当时距武昌起义已没有几个月,雨三公对时变似有预感.诏示第子们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汤用彤后来回忆父亲对他的影响时说:先父雨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已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佛学)。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佛教)宗派之变迁。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治徽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梅光迪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教授。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于是,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亲自担任。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这些课程不单纯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他自己许多研究心得。他回国后,有关印度哲学方面曾发表《印度哲学之起源》,有关佛教方面曾发表《释迹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有关西方哲学方面曾发表译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论文《叔本华之天才主义》等,多见于《学衡》杂志。对于现代哲学,他最关注实用主义,但和胡适等人的态度不同。课程纲要关于实用主义的介绍说:本学程初陈反理智主义,以测(察)源流;中言詹姆斯等心理伦理学,以探其基本;后析实用主义各派之学说,并推求其宣张中国之利害。此前,杜威曾在各地讲学,并应邀来南开大学讲演《讲授科学的方法》,一时名声很大。汤用彤对实用主义则一直采取分析的态度。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敝、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
  1927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
  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西南联大精英荟萃,人材济济,但教授们却人不敷出,生活非常艰苦。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头发却已近全白。在贫困中含辛茹苦的他,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创伤,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为使命,教学、著述从未间断。他对同学教诲不倦,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既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关心国事,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在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他为人诚恳和蔼,蔼然仁者,即之也温

                                 

  汤用彤既有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做过深入的探讨,其教学和研究均能熔铸古今,会通中西1922年他曾在《学衡》杂志著文《评近人文化之研究》,有针对地批评了当时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诽薄国学者,第二种是输人欧化者,第三种是主张保守旧文化者。他积极参与《学衡》杂志及其思潮,并与柳治微、王国维、梅光迪等组成《学衡》的固定学人作者,把《学衡》的座右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贯穿于毕生的学术探索和实践。他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以及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等,足见他会通中、西、印的特点。季羡林曾指出,现代中国的几位国学大师,凡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能中西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烙、陈垣。胡适等,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人之私言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教授座谈,总理的气度与学识让他深感敬佩。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汤用彤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这三个领域密切联系,而尤以中国佛教的成果最为突出。他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1960年、1988年两次再版)。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此外还有遗稿两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我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1955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上下册。此外,还有遗著《隋唐佛教史稿》讲义、《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稿本和《校点高僧传》稿本,生前未曾刊印。1981年其子一介将前两部整理,在《中国哲学》第四辑和第五辑发表。
  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人的分析。这些论文后来汇成《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行,1962年中华书局再版。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汤用彤自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其间,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和某种教派之称为混同为一。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5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 1964 5 1日汤用彤病逝。19938月,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并筹资设立汤用彤学术基金,奖励研究佛教、魏晋玄学和汤用彤学术思想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


 

 

[学林漫录]

流水号

        

馆藏号

出版社

出版年

1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

B-53/18(CP)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

高僧传(慧皎著)

230.96/0022.1

中华书局

1992

3

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汤用彤选编)

B351.2/8

商务印书馆

1994

4

汤用彤选集(汤用彤, )

B26/2b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5

汤用彤集(汤用彤, )

B948/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6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汤用彤著)

B26/2

中华书局

1983

7

印度哲学史略(汤用彤著)

B351/3

中华书局

1988

8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著)

239.5/3677

商务印书馆

民国27

9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刘梦溪主编)

C53/241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0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

B949.2/9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1

往日杂稿(汤用彤)

230.904/3677

中华书局

1962

12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汤用彤著/任继愈著)

370.191/3677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13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239.5/3677.1

中华书局

1955

14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239.5/3677.1:2 ()

中华书局

1955

15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

111.3/3677

人民

1957

16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

111.3/3677.1

中华书局

1962

17

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著)

B949.2/9(CP)

中华书局

1982

18

印度哲学史略(汤用彤著)

113.09/3677

独立出版社

民国35

19

汤用彤学术文化随笔(汤用彤著)

C539/85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20

竺道生与涅磐学(汤用彤著)

232.35/3677

国立北京大学

1932

21

汤用彤全集(汤用彤, )

B26/2d(1)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22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撰)

B235.05/22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3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B94-51/2:27

弥勒出版社

民国71

24

隋唐佛教史稿/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汤用彤著/牟润孙著/林科棠著)

B94-51/2:26

弥勒出版社

民国73

25

沈曾植选集... (沈曾植著/汤用彤,/杨白衣著/霍韬晦著)

B94-51/2:54

弥勒出版社

民国73

26

印度哲学史略(汤用彤编著)

B351/3.1

独立出版社

民国34

27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

B-53/18.1

淑馨出版社

1992

 

(名人轶事)           纯儒之典型汤用彤

 

世界上有没有为自己的学术著作受到奖励而生气的学者呢?如果有,那不是“傻”气盈天了么?汤用彤先生作为中国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的著名学者,呕心沥血辛勤治学硕果累累,其精深广博学问素为世人钦敬。然而,当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著作获得最高奖时,先生却满脸不高兴,负气嚷嚷:“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对自己学问的自信,甚至包括着拒绝奖励在内的评论,更不要说对金钱与名利的漠视了,其“迂”至此,举世无二。汤用彤先生四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难怪钱穆先生谈起汤用彤来便感叹不已,赞之云:“纯儒之典型。”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0221第七版)

 

汤用彤先生学术年表
   
   
1893 1岁 夏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字锡予。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湖北省黄梅县人。《黄梅县志》谓其于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平蕃(今甘肃庄浪)知县,未详何年署平蕃;母梁氏;兄用彬。
    1897
4岁 本年,父汤霖知渭源县,素喜汉易,生平最爱读《桃花扇》中之《哀江南》,常终日吟诵,寄其伤时之情。公耳濡目染,3岁即能背诵《哀江南》,父母异之。明年,雨三公丢官,先后设教馆于兰州、北京,公曾学于父亲所设之教馆,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于历史兴趣尤浓。成年尝感念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
    1908
15岁 入北京顺天学校,与梁漱溟、张申府等先生同校,尝与梁漱溟同读印度哲学之书及佛教经典。
    1911
18 6月,公与兄用彬及雨三公弟子二十余人于北京万牲园为父亲庆六十一寿辰,雨三公门人固原吴本钧绘有《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雨三公于自跋中以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为憾,并示弟子儿辈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立身行己之大要,告诫弟子儿辈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公颇珍惜此图,后此,曾请欧阳渐、柳诒徵题诗于上。本年,公与吴宓分别从北京顺天学校、西安宏道学校考入清华学校,二人后成挚友。清华学校为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其学制、教材、师资多采自美国,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本土各大学之三年级。
    1912
19岁 此顷,公已立志于学术研究,虽终日接爱洋化教育,然寄心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8月,与吴宓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崆峒片羽录》,拟撰三十回,完成缘起回及前三回。全书大旨,在写二人之经历,及对于人生道德之感想。书中主人为黄毅弟兄及其妹黄英,皆理想人物。此稿从未刊布,后不幸为吴宓家人丢失。
    1913
20岁 自前年始迄本年,公列入清华国文特别班研习国文典籍。据吴宓记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清华学校把国文较好,爱读国学书籍的学生七八人选出,特开一班,派学问渊博、有资格、有名望的国文教员姚茫父、饶麓樵先生来讲授。此特别班的学生,有何传骝(高等科);有刘朴、汤用彤、吴宓、闻一多等……于是互相督促、切磋,共同勤读。
   
吴宓赠诗文于公。
    1914
21岁 仍在清华学校学习。自本年9月至明年1月将长文《理学谵言》(凡2.3万字)连续刊布于《清华周刊》第13—29期,立论以为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全文于朱陆之学真精神阐发尤多。910月,于《清华周刊》第131516期连载短篇实事《孤嫠泣》。10月,发表《理论之功用》于《清华周刊》第15期。11月,刊布《新不朽论》于《清华周刊》第20期。12月至明年1月,连载《植物之心理》于《清华周刊》第27—29期。
    1915
22 2月,于《清华周刊》第3031期发表《快乐与痛苦》,此篇为未完稿。冬,公与吴宓等人创办天人学会此会用意,即欲得若干性情德智学术事功之朋友,相助相慰,谊若兄弟,以共行其所志会之大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而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本年,吴宓赠公以诗文《偶成示锡予》。
    1916
23 23月,发表《谈助》一文于《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阐述文学观,认为地道德者、无卓识者、无怀抱郁积(即真实性情)者,不能工文章。5月,于《清华周刊》第75期发表书评四篇及短文《说衣食》。夏,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并考取官费留美,因治疗沙眼未能成行。
    1917
24岁 任清华学校国文课教师。钱穆叹曰:其时校中缺一国文课教师,即命锡予以学生身份充任,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已可想见。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本年吴宓入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
    1918
25岁 随清华戊午级毕业生赴美,入明尼苏达(Min-nesota)州汉姆林(Hamline)大学哲学系学习,该校位于州府圣保罗城。自入学至明年5月,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完成的课内外作业(论文)依次是4篇、4篇、2篇,成绩均在97分以上。
    1919
26 619日,乘火车抵达波士顿,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师从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及印度哲学,仍进修西方哲学。714日,晚,公与陈寅恪由吴宓导见白璧德教授(Lrving Babbit,1865—1933)。吴宓跟随梅光迪奉白氏为师,自述当日白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君究论佛理。白氏为当时颇具影响之文学批评家,博学深思。其学说之核心是被视为现代保守主义的新人文主义。此种新人文主义认为将人文”(Humanitas)释为泛爱是一大谬误,唯规训与纪律方为其真义。故其立论反对自培根以来的科学主义和自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主张以人性中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冲动之自我,强调自律与克制。而此种内在克制又有赖于从传统文化中求取立身行事之规范,即永恒而普遍之标准,以此集一切时代之智慧对抗当代崇尚功利的智慧。因而,此种标准具有超越时空的国际性。白氏坚信,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尤互为表里,形成我们可谓之集成的智慧的东西,对孔子思想尤为赞佩。其学说之宗旨可概述如下:必须先能洞悉人类古来各种文化之精华,涵养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学者,然后从事专门研究,并汇通各种文化普遍永恒之人文价值或精粹,建立与颓败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体系。中国人则必须深入中西文化并撷采其中之精华而加以施行,以求救亡图存,不蹈西方之覆辙,并为解决全球之人文困境作出新贡献。白氏之论成为日后学衡派之理论来源。此前,公有诸多观念与白氏契合,此后,公之治学态度、方法、领域及其文化观颇受白氏影响,一如学衡诸友梅光迪、吴宓、陈寅恪等。本年暑假,与吴宓同留哈佛校园,进暑校。此顷,公与陈寅恪、吴宓被称为哈佛三杰10月,梅光迪学成归国,赴南开大学任教,公与吴宓至车站为其送行。
    1920
27岁 仍在哈佛学习。暑期,赴白银湾(Silver Bay)出席基督教青年学生会议,并入康乃尔大学暑期学校。817日,与陈寅恪自纽约归哈佛,归后为吴宓讲授《印度哲学与佛教》。读内典甚勤,殊多进益
    1921
28 2月,吴宓载:白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tas)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鑫海)、汤(锡予)、楼(光来)、陈(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9月,白璧德在波士顿美东中国同学年会上,以中西人文教育谈为题发表演说,其矛头直指中国新文化运动。白氏虽同情新文化运动反压迫、求发展之动机,然断言其偏弊甚多,认为在中国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法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虽可力功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此次年会,公自当列席。
    1922
29 1月,梅光迪、刘伯明、吴宓、胡先*、柳诒徵等人于南京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公回国前,吴宓邮寄《学衡》各期至哈佛寓所。夏,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旋即归国。由梅光迪、吴宓推荐,应东南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刘伯明之聘,出任哲学系教授。1017日,支那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欧阳竟无始讲《唯识抉择谈》,一时学人云起集,梁启超赴金陵受业兼旬,君励亦负书问学。钱穆载:锡予在中大(按东南大学为中央大学前身),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蒙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12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发有于《学衡》第12期,成为《学衡》社员。
    1923
30岁 本年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并授释迦时代之外道金七十论解说两课。《释迦时代之外道》发表于《内学》(支那内学院年刊)第一辑。《叔本华之天才主义》发表于《文哲学报》第3期。5月、7月,译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发表于《学衡》第1719期。12月,译文《希腊之宗教》发表于《学衡》第24期。年底,刘伯明病逝。
    1924
31岁 《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发表于《学衡》第26期。《印度哲学之起源》发表于《学衡》第30期。
    1925
32岁 仍执教于东南大学哲学系,并任系主任。
   
《释迦时代之外道》发表于《学衡》第39期 。
    1926
33岁 夏,转任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本年吴宓欲荐公出任清华国学院哲学教授,未能如愿。
    1927
34岁 夏,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熊十力来中大休养,与公共游处。114日,《学衡》派健将胡先*至清华晤吴宓,言谈间于吴宓责言甚多,主张停办《学衡》。17日,吴宓又接汤用彤函,谓暑中南京同人本以文学院院长推宓。而宓不惟不来,且又函景昌极云云。该函为同人传观,致深怪宓之不情云云。此盖《学衡》社员内隙之始。1121日,中华书局致函吴宓,决定续办《学衡》(改年出六期),吴宓急函奉天景昌极等及南京柳诒徵、汤用彤等诸社员,报告续办立约,并索文稿。
    1928
35 716日致书胡适论禅宗,721日胡适自上海复函。《南传念安般经》发表于《内学》第4期。
    1929
36岁 仍执教于中央大学。《印度哲学史——绪论》发表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一期。9月,吴宓决意与陈心一女士离婚,公与陈寅恪及《学衡》诸友力阻之。公尝谓:离婚之事,在宓万不可行,且必痛苦。其旨盖在维护《学衡》社员在道德方面之呼吁,以俾为人与为学不相隔裂。本年编成讲义《印度思想史稿》,绪论之外分14章,并成油印讲义《隋唐佛教史稿》。
    1930
37岁 元月17日,有讲演录一篇发表于中央大学日刊,论及熊十力《新唯识论》及其思想演变。2月,欧阳竟无题诗于《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吾岂昔人吾犹昔,此心息息画工师。何妨幻住重留幻,楼阁如今尽孝思,题署宜黄欧阳渐。4月,《读慧皎<高僧转>札记》发表于《史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8期。夏,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用英庚退款、以研究教授名义请公至北大哲学系任教,住南池子缎库胡同三号。每学期两门课程,中外并授,或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或欧洲哲学(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概论。时,张颐主持哲学系。钱穆亦于本年转任北大教授,始与订交。公尝告钱穆:在北大任教主要为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课。此课在中央大学已任教有年,撰有讲义,但心感不满,须从头撰写。
    1931
38岁 本年,公荐蒙文通来北大任教。《唐太宗与佛教》发表于《学衡》第75期。《唐贤首国师墨宝跋》及《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发表于《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发表于《史学杂志》第2卷第6期。修改讲义《隋唐佛教史稿》,并成铅印本。
    1932
39岁 熊十力自杭州返北京,在北大讲授唯识学,与公常相往来。
   
《竺道生与涅*学》发表于《国学季刊》31号。
    1933
40岁 发表《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于《哲学论丛》5月号。715日,《学衡》之精神导师白璧德在美国去世。7月,《学衡》出版第79期后,永久停刊。秋,接熊十力来书一通:看《大智度论》,镇日不起坐。思维空义,豁然廓然,如有所失(如拨云雾),如有所得(如见青天)。起坐,觉身轻如游仙。此顷,常相聚者有:熊十力、蒙文通、钱穆、梁漱溟、陈寅恪、林宰平等。熊蒙二人常就佛学、理学争辩不休,梁熊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独公每沉默不发一语(钱穆语),绝非无学问无思想,性喜不争使然也。钱穆赞其为柳下惠圣之和者
    1934
41岁 指导王维诚完成学位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并于《国学季刊》四卷二号发表《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大公报》317日发表《评<唐中期净土教>》。本年起,任北大哲学系主任,聘郑昕讲授一年级形式逻辑。
    1935
42岁 此顷,公所主持之北大哲学系已形成重视哲学史与佛教思想之系风,迥异于清华重逻辑之风气。公兼授中、印、欧哲学史,周叔迦、熊十力授中国佛教思想,马叙伦以法相唯识学释庄周。4月,陈寅恪自清华西院来明信片,语及《僧传》之法和,并嘱公代借《太平经》,14日,公覆书陈寅恪,论及《太平经》传授之记载等。陈寅恪接书后再覆书,惜不存。413日,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北平召开,公与金岳霖、冯友兰当选为哲学会常务理事。《读〈太平经〉所见》发表于《国学季刊》五卷一号。《释法瑶》发表于《国学季刊》五卷四号。
    1936
43 44日,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北平举行,公出席会议,并宣读论文《关于<肇论>》。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一卷一号发表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Trans. by J. R. Ware.《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一期发表《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第一届中国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二期发表《关于<肇论>(第二届哲学年会报告摘要)
    1937
44 117日,胡适为公校阅《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赞此书极好,称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唯不同意公否定佛教从海道来中国之说。是日,胡适致书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推荐出版该权威之作,又以长信致公商讨书中个别论点。明日,胡适与公畅谈,公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求证,不能作大胆之假设。胡适以此为谦词,于日记中赞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公于交谈中坦承: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公治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卓有成就,故胡适戏言道: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二人大笑。然于此亦可见二人治学方法及文化观之不同。《中国佛教史零篇》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2期。是夏,公陪同母亲消暑于牯岭,与钱穆同游匡庐佳胜,读书著文。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颇感自愧无地。集《大林书评》,凡五篇:《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评日译<梁高僧传>》、《评<小乘佛教概论>,前三篇载《微妙声》第三期,后两篇载《微妙声》第八期。年底,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因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旋转赴南岳。
    1938
45岁 元旦,于南岳掷钵峰下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本书为公之传世名作,跋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乃以其一部付梓人。是书于本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1月,取道广西,随临大转赴云南西南联合大学,同行者有贺麟等人。至昆明,暂住迤西、全蜀两会馆后院楼下大厅。4月,赴蒙自联大文学院,与贺麟、吴宓、浦江清及子一雄同住校外西式二层小楼。81日放暑假,至11月底止。8月底,蒙自联大文、法学院迁至昆明,公与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仍留蒙自读书。1029日,先生推公为赴昆明旅行团团长,同赴昆明。本年仍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1939
46岁 前此,有两箱《大正大藏经》丢失于北京至昆明运途中,手头缺乏佛教资料,故更加注意魏晋玄学。《读<人物志>》发表于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121期。
    1940
47岁,此顷,指导王明研究道教。后此,王明成《<太平经>合校》,成为研究道教必读资料。对魏晋玄学的研究颇有进展。《读刘劭<人物志>》发表于《图书季刊》新21期。魏晋玄学研究两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刊载于《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本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一等奖(哲学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社会科学类一等奖。
    1942
49岁 与陈寅恪、吴宓等人同列第一批教育部部聘教授。《王弼大衍义略释》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
    1943
50岁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发表于《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王弼圣人有情义》发表于《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发表于《图书季刊》新412合刊。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发表于《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
    1944
51岁 《隋唐佛教之特点》发表于《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
    1945
52岁 《印度哲学史略》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本书由1929年讲义修改而成,系缀拾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成就加以翻释资料和佛经资料编撰而成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联大时期,公含辛茹苦,以民族文化之继承、弘扬为使命,教学、著述未尝间断。虽因贫苦艰难而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皆病逝于昆明),心灵遭受剧创,然矢志不移,为民族文化复兴、建设屡献硕果,在学术界奠定了令人瞩目的崇高地位,并培养出一大批出色的学界新人。10月,随北大复员,在北平沙滩北大旧址开学。此时北大样长为胡适,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发生后,胡适曾从南京致函文学院长汤用彤告处理此事之意见。1023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二期发表《谢灵运<辨宗论>书后》。
    1947
54岁 春,结束魏晋玄学一课,随即授英国经验主义。此顷,仍任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长胡适热衷于政治活动,常因公去南京,诸多校务均常委托公与傅斯年协理。公以是常觉身心疲惫。夏,应加利弗尼亚大学之请赴美讲学,授《汉唐思想史》一年,撰有英文讲义。本年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上当选为院士,兼任评议员。任史语所驻北平办事处主任。Wang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 Yu(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10, No. 2.
    1948
55岁 夏,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9月返北平。平津战役后,胡适转赴南京,旋即劝公南下,且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公弗允。

                        
    1949
56 1月,解放军进驻北京。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时北大无校长)。
    1951
58岁 本年始不再授课。
    1952
59岁 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马寅初任校长,江隆基任主管教改、教务之副校长,公出任主管基建、财政之副校长,虽用非所学,仍勤垦工作,助手为张龙翔。
    1953
60岁 中国科学院成立,公任历史考古专门委员会委员。
    1954
61岁 本年,出席由《人民日报》主持的胡适批判会议,归后患脑溢血,病甚重,长期卧床。此后学术活动或撰写文章多由任继愈助理。
    1955
62岁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重印。
    1956
63岁 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任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编委。
    1957
64岁 《魏晋玄学论稿》由人民出版社发行。
    5
17日,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递呈书面发言,此发言稿由助手汤一介笔录而成。发言批评了科学院、高等院校及生产部门相互隔离的现象,并提出具体意见:发言还批评了对一些专家学者如蒙文通、通泰、景昌极等人不重用的现象,主张量才重用之;倡导整理出版重要文化典籍如《道藏》、《太平御览》、《大藏经》。发言还反对学术界对外闭关,主张恢复教授休假制度,派他们出去考察研究,加强与国际文化、学术界的交流和联系。
    1960
67岁 《印度哲学史略》由中华书局重印。
    1961
68岁 此顷,已不能撰写长文,每天只能遵医嘱工作一二小时,仍坚持治学,撰写短文。《康复札记四则·“妖贼李弘·云中音诵新科之诚·何谓俗讲”·佛与菩萨》发表于《新建设》6月号。《针炙·印度古医书》发表于《新建设》7月号。《读一点佛书的音义》发表于1019日《光明日报》。
    1962
69岁 《魏晋玄学论稿》由中华书局再版。《往日杂稿》由中华书局出版。《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发表于《哲学研究》第3期。《关于慧深》发表于1014日《文汇报》。《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发表于1121日《光明日报》。
    1963
70岁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中华书局再版重印。《给巨赞的信(关于东汉佛教的几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于《现代佛学》第2期。《中国佛教宗派补充》发表于《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5期。
    1964
71岁 《读<道藏>札记》发表于《历史研究》第3期。3月,因心脏病住进医院治疗。51日,病世。
   
   
汤用彤先生著述要目
   
   
(一)专著
   
    1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1988年;台北弥勤出版社,1982年。
    2
、《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3年;台北育民出版社,1980年,收入《玄学·文化·佛教》。
    3
、《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中华书局,1960年,1988年。
    4
、《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二)文集
   
    1
、《往日杂稿》,中华书局,1962年。
    2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3
、《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三)纂著
   
    1
、《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2
、《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年。
   
   
(四)论文(本栏按年代罗列)
   
    1914

   
《理学谵言》,《清华周刊》第13—29期。
   
《孤嫠泣》,《清华周刊》第131516期。
   
《理论之功用》,《清华周刊》第15期。
   
《新不朽论》,《清华周刊》第20期。
   
《植物之心理》,《清华周刊》第27—29期。
    1915

   
《快乐与痛苦》,《清华周刊》第3031期。
    1916

   
《谈助》,《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
   
《说衣食》有四篇短评,《清华周刊》第75期。
    1922

   
《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学衡》第12期。
    1923

   
《叔本华之天才主义》,《文哲学报》第3期。
   
《释迦进代之外道》,《内学》(支那内学院年刊)第1辑。
    1924

   
《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学衡》第26期。
   
《印度哲学之起源》,《学衡》第30期。
    1925

   
《释迦时代之外道》,《学衡》第39期。
    1928

   
《南传念安般经译解》,《内学》第4辑。
   
《与胡适论禅宗史书》,《胡适文存》第3集。
    1930

   
《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
    1931

   
《唐贤首国师墨宝跋》,《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
   
《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史学杂志》第2卷第6期。
   
《唐太宗与佛教》,《学衡》第75期。
    1932

   
《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31号。
    1933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哲学论丛》。
    1934

   
《评<唐中期净土教>,《大公报》317日。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国学季刊》42号。
    1935

   
《读<太平经>书所见》,《国学季刊》51号。
   
《释法瑶》,《国学季刊》54号。
    1936

   
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g(Transla-tion by J. R. Wa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I number I
   
《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
   
《关于<肇论>》(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
    1937

   
《中国佛教史零篇》,《燕京学报》第22期。
   
《大林书评》:《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微妙声》第3期。
   
《大林书评》:《评日译<梁高僧传>,《评<小乘佛教概述>》,《微妙声》第8期。
    1939

   
《读<人物志>》,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期至121期。
    1940

   
《读刘劭〈人物志〉》,《图书季刊》第21期。
   
《魏晋玄学研究两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1942

   
《王弼大衍义略释》,《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
    1943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
   
《王弼圣人有情义》,《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图书季刊》新412合刊。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
    1944

   
《隋唐佛教之特点》,《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
    1946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天津《大公报》1023日《文史周刊》第2期。
    1947

   
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Yü(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svoiwme 10 number 2.
    1961

   
《康复札记四则·“妖贼李弘·云中音诵新科之诚·何谓俗讲》、《佛与菩萨》,《新建设》6月号。
   
《针灸·印度古医书》,《新建设》7月号。
   
《谈一点佛书的音义,《光明日报》1019日。
    1962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哲学研究》第3期。
   
《关于慧深》,《文汇报》1014日。
   
《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121日。
    1963

   
《给巨赞的信(关于东汉佛教的几个问题的讨论)》,《现代佛学》第2期。
   
《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5期。
    1964

   
《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第3期。
    1980

   
《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
   
《贵无之学(下)——道安与张湛》,《哲学研究》第7期。
   
《〈高僧传初集〉按语选录》,《文献》第1辑。
   
《隋唐佛教史稿》(一),《中国哲学》第3辑。
   
《隋唐佛教史稿》(续一),《中国哲学》第4辑。
    1981

   
《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国哲学》第5辑。
   
《隋唐佛教史稿》(三),《中国哲学》第6辑。
    1982

   
《隋唐佛教史稿》(四),《中国哲学》第7辑。
   
   
(五)译作
   
    1
、《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译Edwin Waddace:Outlies of philo-sophy of Aristotle),《学衡》第1719期,1923年。
    2
、《希腊之宗教》(W. R. Inge: The Legacy of Greece (1)Reli-gion ),《学衡》第24期,1923年。

 

家风不可中断

汤一介回忆父亲汤用彤


 

 

家风不可中断 
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最喜欢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这首曲子说的是南明亡国的情况。在国难危重的时期,他几乎每天都用湖北的乡音读这支曲子以寄托自己的忧患意识。他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当时我只有十三岁,不仅学会了读这支曲子,还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有了一种关怀。 
 
在我不到十五岁的时候,大约是在1942年,父亲找来庾信的《哀江南赋》,指着序中的其中一段对我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庾信写那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被梁派到北魏作聘问(外交工作),因为才华出众,被扣押在北魏做官。在这种情况下,庾信把怀念故土的意识写进了《哀江南赋》,希望自己的家风不要在他那一代断了。父亲让我把这篇文章熟读,还给我讲到我的祖父。父亲对我说他喜欢读《哀江南》和《哀江南赋》的原因,是因为我祖父生前就喜欢读这两篇东西。父亲还给我看祖父六十岁的时候,祖父的学生在万生园(现在的动物园)给他过寿,祖父的学生给祖父画了一幅万生园的图,祖父在这幅图上写了一个序。序中有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前一句话是说做事情不要怕困难,合乎道义的事情不要怕负责任,过很简单的生活,就可以随遇而安,减少苦恼。后一句话是说不要总是追求功名和安乐。父亲对我说你记住这两句就可以了,以此来告诫我如何做人。 
 
一生写给我的三封信 
 1943年,当时我们全家都在昆明,我只身到重庆的南开中学读书。父亲一生给我写过三封信,都是我在南开的一年半期间写的。当时在南开读书非常艰苦,吃饭的时候是八个人一桌,菜很快就被抢吃一空,然后就只能吃白饭。其他的学生家在重庆的居多,他们可以在家中带东西吃,而我家在昆明,没有办法带东西吃,于是就给家里写信抱怨生活太苦。父亲很快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前方的战士都在流血牺牲,你受的这一点苦跟前方的战士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你应该安心学习,不应该把生活的困苦看得太重,生活的困苦对于你的锻炼会有好处。但是在私下里,他让母亲弄了一些猪油,在里面加了一些盐给我带到了学校,在没有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伴饭吃。 
 
我曾经有个妹妹,比我小一岁。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她得了肾脏炎。我到了重庆之后她就去世了,但是父亲他们没有告诉我。后来我从堂姐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写信责怪家里不告诉我(这个消息)。父亲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当时之所以没有告诉我是希望我能够安心读书,我的妹妹去世他也很难过。他说:不告诉你是因为爱护你,因为告诉你,也于事无补,徒增你的悲伤。 
 
我在联大附中读完初二之后,就直接到了南开读高中,因为没有读初三,高一时在功课上感到很紧张,有点跟不上。我就给父亲写信诉说我学习上的困难和苦恼。父亲就写信给我,说做学问就跟爬山一样,爬山爬得越高看得才能越远`。你现在在学习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你不要松懈。你的知识越多,对于许多道理就可以弄得越清楚。 

围城前后 
 1948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胡适先生走的时候,给父亲和郑天挺先生留了一封信,大意说:南京已经来了几个电报催我走,我来不及和你们二位告别,北大的事情就托付你们二位照顾一下。胡适先生到了南京之后,国民党政府又派了飞机来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一批教授。父亲没有走,而且大多数教授也没有走。都没走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也完全不了解,没有什么认识。现在分析起来,父亲留下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国民党的腐败;二来,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说汪子嵩,当时已经是助教了,他们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共产党来了之后不会对你们如何如何;其三就是因为胡适先生的信了,因为胡适在信中要父亲照顾北大胡适走了之后,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父亲做校委会主席。这让他觉得他应该留下来照顾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对于北大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他也觉得,大家都走了,北大谁来管? 
 1949
129号,北京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军管会的主任叶剑英给父亲送了一个任命书,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而在此之前,父亲则是北大教授们公选的(主席)。我觉得父亲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可能有两条让他在思想震动很大。 
 
一个是在新中国建立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仅仅对父亲一个人有影响,而是对于一批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包括我)都曾经亲身感受到一百年来中国受屈辱的状况。北大人可能感受更深一些。现在,祖国终于摆脱了屈辱的状态,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分兴奋的。 

另外一点,共产党在刚刚进城的时候,十分艰苦,也十分朴素。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给像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每个月供给相当于一千五百斤小米这个价值的钱,比当时他们自己的干部的待遇要高很多。这让他们很感动,觉得共产党能吃苦,跟国民党不一样。
 
这两点,让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变过来,诚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来管理国家。而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他们这一批人没有想到的。 

 
担任北大副校长 
 
父亲校委会主席的职位一直担任到1951年的夏天。那年夏天马寅初到了北京做校长,父亲则是副校长。当时北大的校址要从沙滩红楼迁到燕园,父亲则主要负责基建和校舍的建设。但是他并不懂基建,学校就派了张龙翔给他作助手。张龙翔当时是化学系的教授,我想他也不懂,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了工作。 
 1954
年,父亲得了一场大病,这场病我想跟批判胡适有关。1954年关于胡适的批判刚刚开始,最初是在人民日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父亲当时也参加了。这个会是批判胡适的开端。因为父亲和胡适的关系很深,这让他十分紧张,不知道这场批判会不会波及到他。父亲回来之后,我们感到他说话有点不利索,当天晚上,父亲就得了脑溢血。第二天,我们把他送到了协和医院,大约有两三个月,父亲都处于昏迷状态,后来逐渐好转之后,父亲回到了家里,基本上都在养病。学校的事情他也不再过问了,只是在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搞一点自己的研究,都是一些比较短的小文章。这场大病让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是检讨也写了不少。现在我再看父亲当时的检讨稿,觉得他们当时在思想上到底有没有搞通还真是问题。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了那么多的检讨,我现在推想他大概有两种心情:一种是他确实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另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学问十分自信。如果你曾经留意的话,可以发现父亲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重版的几部著作,都是照原样出版的。当然因为当时的形势,重版时他总要在前言或者后记中检讨一下自己的学问。然而这些前言或者后记,大部分都不是他自己写的,比方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重印后记是任继愈写的,《魏晋玄学论稿》前面的小引是我执笔写的。当然这些我们都要给他过目,他也就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 1963
年,父亲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五一的时候,我们陪他一起到天安门去看烟花。在天安门,我们遇到了总理。总理说:我带你去看看毛主席吧。毛一见到父亲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建国初期,毛泽东宴请北京各大高校的负责人时曾经和父亲见过面,并且应父亲之邀为北京大学题写了校徽),说:"你(生病后)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看过了,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写什么长文章了。(大意)"主席跟父亲说了一两句话,跟我们一一握手,转身就进去了。 


 
晚年的遗憾 
 你刚才说到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这之后他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你这个看法我很认同,实际上,如果你认真地来看,1949年之后不仅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学者都没有写出过比较好的著作: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地位是由解放前的《贞元六书》奠定的,解放之后的著作包括《哲学史新编》都没有超越他以前的东西;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也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后的东西甚至都走错了路,他在《逻辑学》中说"逻辑有阶级性"到现在恐怕要成为学界的笑话,虽然这怪不得先生。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让他们不再说真话了,在学术上也就没有办法前进了。 

父亲的晚年就是坐在家里不出去,自然也不接触社会,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他阅读了几百种佛学著作,写了大约四十万字的读书札记,作为他修改《隋唐佛教史》的准备。但是这项工作父亲最终也没有完成。后来我用他二三十年代的两种原稿综合了一下出版,如果在他生前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因为他觉得还有很多材料没有补充进去。 
 
早在昆明的时候,父亲就有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想法,但是因为在去昆明的途中大量的资料都丢失了,修改也就无法进行,同时在那时他也已经开始了魏晋选学的研究,确立这个方向的初衷是试图梳理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线索以及两种文化在融会之后的相互影响,并且试图把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家纳入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来。你如果看过他这些著作的话,可以看出他这种在本位文化上的努力。 
 
在他的晚年,父亲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矛盾的。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想做重头的研究已经没有精力了,但是他又不甘心。从他留下的二十本读书札记来看,他是十分想修改《隋唐佛教史》的,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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